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国外错误史观 | “正道”专栏之⑥

再比如中国推拿按摩师，我见到的外国朋友到中国，都对中国的推拿按摩着迷的不得了，不仅水平高，而且价钱简直太便宜了，这更是可以占领全世界市场，一年输出个几百万中国按摩师一点不成问题。

（注：）郎咸平先生的社会理想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政府模式社会。关注中国发展模式的学者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支持民主宪政的，这些学者往往会举韩国的例子说，你看韩国义气风发走上民主道路，国家蒸蒸日上。

那些一个月加班到死，只有几百块钱收入的打工者，什么时候能拥有菲佣那样的劳动报酬和劳动尊严？四川、江西、湖南这些民工最集中外出讨生活的省份，打工者在外面流汗，把钱寄回家乡，拉动家乡经济，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些政府，保护自己外出务工者，给出一份不良雇主的警示名单？你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公园里，见到那些打工者，什么时候他们的节假日能像菲佣们那样快乐么？什么时候他们的脸上能有菲佣那样的笑容？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能在科技和创造力上有竞争力，自然会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下游，靠出卖较为初级的劳动力来积累和发展，这个世界上科技和创造力比较强的国家，通常都是民主国家，至于为什么我有另一篇文章论证。而在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视出卖劳动力的现实，才能超越它。菲佣就成功地做成了一个劳动力品牌，一听说是菲律宾来的，人们就会想到，诚实、乐观、勤劳这些良好的品质，愿意用比较优厚的薪水去雇用，这是包括菲律宾政府和行业协会长期维护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所谓出口导向其实就是把本国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换硬通货，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包工头。再比如说中国厨师，可以作为我们有传统优势的项目，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伦不类的中国餐馆，会炒个蛋炒饭就不容易了，为什么不扶持鼓励行业协会，可以进行级别认证，把中国厨师营养师推向世界，可以大量输出，那些富人家里雇菲佣显得很体面，假如成为品牌，雇佣中国厨师岂不是更体面，一个经过行业协会认证的厨师，还怕赚钱赚不过菲佣么。

关键是看怎么出卖劳动力，保障一个国家的人民尽可能体面尊严地出卖劳动力，并尽可能充分的享受劳动成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基本的职责。在我看来中国的政府官员用不着整天去欧美发达国家考察研究，那不适合中国国情，在劳动力输出政策方面，先从向菲律宾政府学习开始就可以了。应当可以安全地假设，依托出口加工工业高速增长的背景，无数一头外债一头内债的神话故事，直接或间接地共同推动了广东省投机泡沫繁荣昌盛。

广东省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债务，高达1000多亿元人民币。然而，与表面故事显示的戏剧性效果相比，整个事件包含的重要意义，其中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严峻挑战，对当时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如果中央政府像过去一样，全额偿付广国投和粤海的国际债务，势必鼓励急需现金以求自保的国际债权人越发竭尽全力向香港红筹和各地国投 (包括中信)追讨流动性。两股巨大的资金流，为寻求远远高于一般市场的收益而来，高度集中在一个狭小地区——珠江三角洲。

不错，广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环境、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普通市民住房等等。1997年，珠江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从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潜在危险看，也是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强烈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负外债的香港红筹、内地国投和负内债的城市信用社(城信社)、农村金融基金会(农金会)等各种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面积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

各地国投和红筹，同时拥有大量人民币债务。一部分涌入广东的资金来自国际金融市场。譬如，恩平以故事集资闻名全国。可以说，一旦这个雷区全面引爆，或者说红筹企业都像百富勤或正达集团一样，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自负盈亏，该破产就破产，香港经济的历史就此结束。

围绕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争论，早不再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大陆政府背景的红筹，跌幅一泻千里，极其惨烈。国际国内的债权人开始担心投资一去不返，纷纷要求马上还钱。1998年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在广东全省引发了一场存款从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四大商业银行的大规模转移。

更何况，在过去20年时间里，广国投和粤海优良的还款记录足以证明，国际债权人早就赚得盆满钵溢了。对后一个问题，答案根本不用讨论。

香港金融危机中，大陆背景的香港企业面临特别大的还债压力。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除了国投，香港红筹的国际借款，还有190-250亿美元。号称红筹之父的百富勤，资产246亿港币，遍布16个国家35个办事处2500名员工，《财富》500强之一的庞然大物，因为6000万美元周转不灵而破产。广东省的出口加工工业靠廉价的外来民工支撑。1976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费正清提出海上中国的概念：今天，广东又一次主导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惟一的解释，这是极具风险的赌博。这是在要求全国GDP保持增长8%的背景下上报的官方数据。

2002年，标准普尔估计，如果将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与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汇总，中国金融系统的坏账高达518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中国GDP的50%。当时，而且时至今日，人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些国投和红筹究竟欠下多少国际债务。

相比之下，大陆在香港的企业，不仅没有破产的记录，而且具有政府全额偿付外债的光荣传统。对借贷双方而言，四处充满了道德风险。

到1996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累计870亿美元，80%以上涌入珠江三角洲。广东省各地国投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国投，积极到广东投资—投机。

接着，广东省委成立化解金融危机五人领导小组，任务是处理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两家旗舰公司首当其冲——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国投)和粤海企业集团(粤海)。另外，在东莞设厂的8000多家港资企业，130多家在香港上市。在这以后，红筹企业的市值还在继续一路下跌。出口减少的同时，自然是外来直接投资减少。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用支付危机迅速蔓延全省(张继伟：《广东金融业排雷》，《财经》2001年5月号，第73页)。全国各地的外来民工，为当地出口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

早在1996年，恩平建设银行支行和农村信用社先后发生严重挤提。这位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出色工作得到肯定，他成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主管经济改革部门的部长。

而且，骗来的钱越快越多，勇于冒险的投机者越来越多，能够继续骗来的钱越快越多。如此之下，亚洲金融风暴，香港金融危机，广东省注定没有好日子过。

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城信社和农金会，问题更严重。海上中国已成熟，它包括英国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国、台湾地区和数以万计的在吉隆坡、槟榔屿、曼谷、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区的华裔。在汕头，大规模挤提波及到国有商业银行。泡沫破裂，为大量投机房地产的各类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压力。

疑虑造成的存款大转移，使全省大大小小苦苦支撑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靠提高贴水借新债还旧债的把戏再也玩不下去了。1997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只有2.2%的增长，深圳出现从未有过的1.9%负增长。

正是看中了企业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他们才争先恐后地把钱借给广国投和粤海这样没有风险的理想客户。直接受到伤害的不是货币而是经济。

(王岐山纵论广信粤企事件，《财经》1999年第3期，第20页)不仅 不想给香港的股市添加混乱，而且中国应该为香港的稳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的很多国际银行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损兵折将。